丰泽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泉州自古桥梁(qiáoliáng)众多(zhòngduō)，在此背景下，记述造桥、修桥(xiūqiáo)历史信息的(de)桥碑应运而生。桥碑起初只为简单记录修桥者、捐资者姓名以及(yǐjí)修桥时间等，之后渐渐承载了更为厚重的信息，甚至成为在地文化的一种精神载体。每一块古桥碑，都是时光长河里凝固的驿站，是人生旅途中矗立的无声丰碑。 □泉州晚报社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yún) 文/图（除署名外） 泉州府文庙广场前的八封沟上有洙(zhū)泗桥(sìqiáo)，桥畔立有“洙泗桥”桥碑。此碑高227厘米，宽92厘米，厚18厘米。桥碑正中央“洙泗桥”三字榜书(bǎngshū)竖排，雍容方正，尽显庙堂之气。碑的左下方(zuǒxiàfāng)小字竖书“嘉靖乙卯冬立石”。嘉靖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如此一(yī)算，这块桥碑已有470年的历史。 泉州府文庙洙泗桥(sìqiáo)桥碑 “洙泗(sì)”二字具有深厚的(de)文化渊源。孔子(kǒngzi)晚年在山东的洙河、泗河之间设立洙泗讲堂(jiǎngtáng)，传道授业。孔子去世后，洙泗讲堂成了纪念和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唐时，唐太宗(tángtàizōng)李世民加封孔子为“先圣”，唐高宗又加封孔子为“文宣王”，所以洙泗讲堂又称先圣讲堂。到了宋代(sòngdài)，孔子被加封为“先圣文宜王”，成了“至圣”“万世师表”。元代，洙泗讲堂改称洙泗书院。明嘉靖(míngjiājìng)三年（1524），山东巡按(xúnàn)御史李献重修洙泗书院，正殿三间用以祭祀孔子及(jí)儒家“四配十二哲”，东庑、西庑用以祭祀孔子众弟子，自此奠定洙泗书院格局。因圣人圣迹，“洙泗”成儒学文脉的重要象征之一。所以，一般祭祀孔子的地方常会出现与(yǔ)“洙泗”有关的风物。 宋人李弥逊有诗曰：“洙泗流风远，仪型世有人。”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构成(gòuchéng)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和根基，是人类文明宝库(bǎokù)中东方智慧的瑰宝。纵然(zòngrán)许多事物“逝者如斯夫”，但有的却能历久弥新，与时间同趋永恒。古时，这座洙泗桥是泉州士子进入(jìnrù)府文庙的必经之路，见证一代代鸿儒硕学的奋斗足迹。而今(érjīn)，府文庙依旧以其独特的氛围吸引着无数学子(xuézǐ)前来感受文化熏陶，洙泗桥青石板上回响的正是新时代的杏坛弦歌(xiángē)。 离洙泗桥不远的后城街八卦沟边祖师巷内，还站着一方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所立的《泉州文庙(wénmiào)洙泗桥示禁碑》。此碑原立于洙泗桥旁，后移至今处。碑文晓谕府文庙附近邑民(mín)不可侵占府文庙的桥沟等地，否则(fǒuzé)一概究治。从此一碑，亦可见数百年(shùbǎinián)来为守护泉州文化心脉的努力(nǔlì)。 王十朋与蔡襄“隔空对话(duìhuà)” 泉州民间有谚语：“站如(rú)东西塔，卧如洛阳桥(qiáo)(luòyángqiáo)。”从这句谚语亦不(bù)难看出，泉州人对于洛阳桥的(de)喜爱。这座(zhèzuò)跨海石桥的建造始于宋皇祐五年（1053），当时(dāngshí)由泉州开元寺僧人宗已和郡人王实、卢锡合力筹建，但最初因资金、技术、人力(rénlì)等现实问题，造桥工程并(bìng)不顺利。嘉祐三年（1058），名宦蔡襄二度(èrdù)出知泉州，洛阳桥的建设迎来了“历史最强援”。在蔡襄的亲自督办下，经艰苦努力，洛阳桥终于在嘉祐四年（1059）十二月建成，历时6年8个月。落成后的洛阳桥（万安桥），成了当时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交通枢纽，在泉州水陆复合运输网络的发展中具有(jùyǒu)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自宋而下，立于洛阳桥桥中亭及附近的石碑刻众多，它们汇聚成该桥的“碑林博物馆”，共同承载漫长岁月里的记忆，讲述着(zhe)古桥曾经的岁月，也是如今游览洛阳桥的一大亮点。 洛阳桥桥中亭碑刻(bēikè)不少 《万安桥(qiáo)记(qiáojì)》碑(bēi)是第一方讲述该桥故事的桥碑，碑文(bēiwén)由蔡襄亲书(shū)：“（万安桥）渡实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职其事者，卢锡、王实、许忠，浮图义波(yìbō)、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阳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碑记落笔镌史，也令造桥的主事人名垂青史。《万安桥记》现存碑刻分上、下二碑，上碑为北宋原刻(yuánkè)，原露天立于(lìyú)洛阳桥岸(àn)左，宣和间（1119—1125）由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洛阳桥南蔡襄祠内。此碑不仅书法雄浑(xiónghún)朴茂、端庄沉稳，而且文字精练，镌刻精致，被今人誉为文、书、镌“三绝”；下碑为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万安桥记》碑具有极高价值，堪称“闽地桥梁第一碑”。 蔡襄的《万安桥记》碑书法(shūfǎ)雄浑朴茂 南宋(nánsòng)状元名臣王十朋是蔡襄的“小迷弟”。南宋乾道四年（1168），57岁(suì)的王十朋出知泉州，虽然已近耳顺之年，但王十朋对于蔡襄的炽(chì)爱未曾消减半分，一到泉州他便四处寻访与(yǔ)蔡襄有关的遗迹，洛阳桥自然也是非去不可的。在参观完洛阳桥与《万安桥记》碑，并至桥南蔡襄祠内祭拜(jìbài)蔡襄后，王十朋感慨之余，写下《洛阳桥》诗：“北望中原万里遥，南来喜见洛阳桥。人行跨海金鳌背，亭压横空玉虹(yùhóng)腰(yāo)。功不自成因砥柱，患宜预备有风潮。蔡公力量真刚者，遗爱胜于郑国侨。”之后，又赋《蔡端明祠堂》诗曰：“公昔自禁从，再来临此邦。河梁一何(yīhé)壮，笔力独能扛。政绩(zhèngjì)留南纪，祠堂枕大江。山川与人物，今古两无双。”这无疑是他与蔡襄的“隔空对话”。后来，王十朋也向蔡襄学习，在泉州履职期间，关心民瘼，清节(qīngjié)似水，播德宣猷(xuānyóu)，深受泉州吏民爱戴(àidài)。蔡襄、王十朋，两代名宦的故事，成为洛阳桥挥之不去的记忆(jìyì)。 纵览历史，自洛阳桥建成的900多年来，历朝历代组织过17次修复(xiūfù)工程(gōngchéng)。与洛阳桥重修(chóngxiū)(chóngxiū)相关的桥碑，如《泉州府修万安桥记》《重修洛阳桥碑记》《重修万安桥记》《重修万安桥北记》《清嘉谟重修万安桥碑记》《清沈汝瀚重修万安桥记》等(děng)，也为后世记录了洛阳桥的“独特履历”。 独特的(de)《剔奸保民》碑 安(ān)平桥，俗称“五里桥”，又名“西桥”“安海西桥”，横贯于闽南(mǐnnán)沿海的晋江安海和南安水头(shuǐtóu)，是中世纪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该桥始建(shǐjiàn)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绍兴二十二年（1152）全线贯通，投入使用。长久以来，安平桥这一(zhèyī)伟大的桥梁工程为民众所称赞，以“卧龙(wòlóng)”“巨虹”等壮丽称号闪耀于碑刻、志书、文献、诗赋之中。 安平桥公园(gōngyuán)风景如画（陈起拓 摄） 《重修安平桥记》碑是安平桥留存下的最早的桥碑，勒于(yú)明天顺三年（1459）。现碑嵌于桥的中亭东侧墙体，碑额篆书横排，碑文则为楷书竖排。碑文启首一句便写道(dào)：“安平桥者，乃(nǎi)宋绍兴(sòngshàoxīng)间有室赵令衿摄郡作成之……”赵令衿系宋朝宗室，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yànwáng)赵德昭的玄孙(xuánsūn)，绍兴二十一年（1151）出任泉州(quánzhōu)太守。《泉州府志(fǔzhì)·名宦》记载他“博学能文，在郡留意教养，在任十几年，大有政绩”。赵令衿在泉时最大功绩就是(jiùshì)促成(cùchéng)安平桥的建成(jiànchéng)。宋绍兴八年（1138），僧祖派(sēngzǔpài)始建安平桥，安海海商黄护、僧智渊带头捐钱倡建。由于工程浩大，造桥进展缓慢。绍兴二十一年赵令衿出守泉州后，续建安平桥，越年建成。因桥全长约五华里，故别名“五里桥”。安平桥不仅长，形式(xíngshì)也不单调。它的桥墩采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有长方形、单边船形和双边船形三种形式。安平桥的建成，不但便利民间往来，对于繁荣当时的泉州社会经济，发展海外贸易，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安县(nánānxiàn)志》载有赵令衿撰写的咏安平桥诗(shī)：“为问平安道，驱车夜已分。人家无犬吠，门巷有炉熏。月照新耕地，山收不断云。梅花迎(yíng)我笑，为报小东君(dōngjūn)。”赋诗之余，赵令衿还亲撰《石井镇安平桥记》碑文，记述建桥经过(jīngguò)并描绘桥梁之雄伟外观(wàiguān)，同时表明他对建桥事业的重视。惜原碑早废，碑文尚见载于《安海志》中。 安平桥上迄今保存着众多的(de)碑记、石刻，详细记载着建桥历史和历代修葺等方面的史实。根据碑记石刻载述，由明至清，安平桥共有15次重修，其中比较重要的修缮有7次。在安平桥中亭周围(zhōuwéi)的十几方古代重修碑记中，最早的是(shì)明天顺三年，最晚的是清光绪十二年（1886）。其中一方(yīfāng)《剔奸保民(bǎomín)》碑是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记录。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盐馆干办洪达借派销食盐之机，向安海民众额外勒索盐税，导致民怨沸腾(mínyuànfèiténg)。当地百姓柯思淑等人联合向官府申诉，最终由道台谭尚忠受理此案，查实洪达的违法行为后(hòu)(hòu)予以严惩，并(bìng)免除冗税。案件审结后，于乾隆二十八年立《剔奸保民》碑于中亭，以警示官吏、守护民生(mínshēng)。 清代官员徐汝澜在(zài)出知晋江时，曾修缮晋江旧铺桥(qiáo)、惠济桥两座古桥，后来他又两度参与重修安平桥。在这期间，他也由晋江知县一职，擢升为台湾知府(zhīfǔ)，再迁任泉州知府。安平桥上有三方碑刻与徐汝澜有关：一方《重修安平桥记(jì)》碑今在安平桥中亭，碑文由时任(shírèn)台湾知府的(de)徐汝澜亲撰。碑文细述了(le)徐汝澜捐俸议修安平桥，绅士耆老踊跃参与，于清嘉庆十二年六月至隔年九月(jiǔyuè)修缮了安平桥的过程。与该碑并立的还(hái)有一块《万古流芳》碑，记载此次重修安平桥士民捐资之芳名录。这两方碑刻均立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在中亭另有一方《重修安平桥记》碑，是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立，同样是徐汝澜撰文，此时(cǐshí)的他已(yǐ)出任泉州知府。碑额浮雕双龙护牌，牌中竖刻篆书“皇清(huángqīng)”二字。碑文记述清嘉庆二十年(èrshínián)徐汝澜知(xúrǔlánzhī)郡事再至泉州，得知安平桥桥圮后捐俸倡议重修。修桥工程于嘉庆二十一年夏仲告竣。徐汝澜修桥不仅为地方建设作出贡献，也为他赢得了士民的赞誉，攒下良好的官声。后来民众还为徐汝澜建长生祠于晋江龙山寺东。 1938年，弘一大师由漳州经同安梵天寺前往安海时，路过安平桥(qiáo)。感怀于古桥的雄健，大师立于桥上(shàng)，静听潮音低徊(dīhuái)，心驰而神往。后来弘一大师驻锡于安平桥上的水心亭澄渟院，达一个月之(zhī)久。在此期间，弘一大师书写条幅(tiáofú)数百广结善缘，并撰下“如来境界无有边际，普贤身相犹如虚空”“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等楹联，传为佳话(chuánwéijiāhuà)。 石笋桥，今称笋江桥，位于鲤城区新(xīn)门外“石笋”古迹附近的(de)笋江上，曾名履坦桥、济民桥、通济桥、浮桥等，始建于宋。旧时其南岸有妈祖宫、观音寺、浮桥古街，北端连接黄甲街、接官亭、山川(shānchuān)坛，曾是泉州古城通往(tōngwǎng)西南方向(fāngxiàng)的乡村和同安、厦门、南安、安溪等地的交通要道。 王恕思所撰《重修(chóngxiū)石笋桥记》碑 笋江旧以舟渡(dù)，北宋皇祐(yòu)元年（1049），泉州知州陆广始造舟(zàozhōu)为梁，建“浮桥(fúqiáo)”以渡行人。嘉祐六年至八年（1061—1063），泉州知州卢革及僧本观重修，又于两岸作亭以翼卫，改名“济民桥”。元丰七年（1084），转运(zhuǎnyùn)通判谢仲规复修，更名“通济桥”。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提刑官陈革与其弟陈知柔共同谋划，签书(qiānshū)枢密院事梁克家、僧人文会从旁臂助，将浮桥改建(gǎijiàn)为石桥。工程至乾道五年（1169）完工，耗时近10年。改造后，桥梁(qiáoliáng)成为石质平板桥，桥面由94块1米多厚、14米长(mǐzhǎng)的(de)(de)巨大条石铺成。为解决(jiějué)两桥墩间的跨度过长问题，桥梁还采用“伸臂式”的砌筑方法。这种伸臂结构设计最早见于中原地区，宋时应用于泉州桥梁上，无疑体现(tǐxiàn)出(chū)泉州对中原地区先进桥梁建造工艺的继承。尽管此时桥已成为石桥，但(dàn)民间一直保留“浮桥”称呼至今。乾道六年（1170），泉州太守王十朋出城迎接贵宾时途经石笋桥，得以“过而观之”。王十朋作诗纪曰：“刺桐为城石为笋，万壑(wànhè)西来流不尽。黄龙窟宅占江头，呼吸风涛势湍紧。怒潮拍岸鸣霹雳，淫潦滔天没畦畛。行人欲渡无翼飞，鱼腹蛟涎吁可悯(kěmǐn)……世无刚者桥岂成？名与万安同不泯。”对陈革等人的造桥功绩，赞不绝口。诗文亦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泉州人特有的精神气质。“世无刚者桥岂成”绝非(juéfēi)浮夸(fúkuā)之辞，而是泉州人在面对浩瀚江海时用意志熔炼出的兴桥(xīngqiáo)宣言，字里行间浸透的是闽南人“爱拼敢赢”的勇毅(yǒngyì)与开拓精神。 据《重修通济桥记》载，南宋庆元(qìngyuán)年间（1195—1200），僧了性在石笋桥北复修三小石桥(xiǎoshíqiáo)，于是(yúshì)“桥之北相贯联络，以达于临漳之门”。这三小桥后(hòu)被称为棠阴桥、甘棠桥、龟山桥。三座(sānzuò)小石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留残迹，现已修复。《重修通济桥记》桥碑旧已佚，碑文见《晋江县志》。 古时，“笋江夜色”为泉州八景之一(zhīyī)。相传，每逢月上(shàng)中庭，由石笋桥上向下观望，桥孔间即会倒映出一轮明月，其景如画，令人痴醉。 不过，石笋(shísǔn)(shísǔn)桥也是命运多舛的。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五月(wǔyuè)，倭寇袭击泉州时(shí)，曾在石笋桥上驻扎29天，后(hòu)又经此(jīngcǐ)攻打南安，封楼和官民廨舍化为焦土。嘉靖四十年，官兵断桥拒倭(jùwō)，“久之复修筑”。清康熙(kāngxī)十六年至十七年（1677—1678），郑经部队在攻击清军时，曾两次炸断石笋桥，“以拒追兵”。1938—1939年，日军侵华时，日机曾炸断石笋桥。兵燹不断，加上自然灾害等，使得桥梁多次倾崎、塌陷甚至崩断。也正因此，明清时期石笋桥曾历多次重修。最为人所熟知(shúzhī)的一次当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月，施琅将军捐俸大修石笋桥，第二年八月竣工。乡绅为此事立下《施琅主持募捐修造浮桥(fúqiáo)碑》，碑文称(chēng)：“康熙癸亥，少保将军靖海侯施公，平定台湾旋师(xuánshī)，捐俸修造安平西桥、郡城南桥，以次告竣。西隅士庶复以浮桥倾圮为请，遂蒙(méng)将军捐俸千两并集绅士共成盛举。工兴于(gōngxīngyú)丁卯年四月，成于戌辰年八月，用志功德永垂不朽……”该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现存于江岸边。 清雍正四年（1726）、嘉庆十四年(shísìnián)(shísìnián)（1809）、光绪三十一年（1905），石笋桥又历重修。现笋江桥南岸还保存着清嘉庆十四年的(de)《重修石笋桥记》桥碑。 1956年，泉州(quánzhōu)遭遇大水灾，为改建(gǎijiàn)石笋桥(qiáo)桥梁，桥上石刻、石建筑、塔幢等被拆除。1998年，在古(gǔ)石笋桥上游建起了笋江大桥，顺利承接起石笋桥沟通南北两岸的“要道”功能。时至今日，古石笋桥仅存一两截残段，立于笋江粼粼的清波之上，兀自述说着(zhe)这里的辉煌往事。 泉人(quánrén)与蕃商友谊见证物 “江树离离若可齐，江门之水下浯溪。诸峰返照潮声远，万户(wànhù)沧洲烟火低。来听渔歌鸥泛泛，去随秋色草萋萋。道人那得伤心恨，一任西山送日西(sòngrìxī)。”这首诗出自明代晋江诗人庄一俊之手。诗中描绘的景色极富画面感，又带有(dàiyǒu)忧思(yōusī)绵远的感伤，让人读来不免有些神驰天外。但可能很少人能猜(cāi)到，这首诗描写的是泉州古桥顺济桥的秋景。 顺济桥遗址位于(wèiyú)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外，横跨晋江两岸，以近顺济宫（天后宫）而得名，又称浯渡桥、新桥等。该桥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由泰宁状元、泉州郡守(jùnshǒu)邹应龙(zōuyīnglóng)主持建造，沿用至20世纪。 顺济桥曾(céng)是出入泉州古城商业区的主要通道（泉州晚报资料图） 德济门外的晋江属浯江段。这浯江并不简单(jiǎndān)，它“横贯二里许……其(qí)地下通两粤，上达江浙，实海国之冲衢，江城之险要(yào)也”。这里汇聚了(le)桃源、武荣诸山流，一到下雨天，江水便会暴涨，“巨浪拍天”。古时要在这样的江面上建一座石桥，谈何容易！但邹应龙及时汲取了宋代洛阳桥建造的成功经验，在“维桥之前，累石为堡(bǎo)，以临重渊”，于河床内(nèi)抛填(tián)块石和条石固定基础。造桥需要大量资金，邹应龙在建造顺济桥(shùnjìqiáo)时，向蕃商发出号召，希望能得到(dédào)他们的帮助(bāngzhù)。而(ér)蕃商也没有让邹知州失望，慷慨解囊，踊跃捐资，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资金一到位，邹应龙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顺济桥是以太守邹应龙主持、驻泉蕃商集资、泉州工匠打造的方式建设(jiànshè)而成的，其本身就是泉州人与外国商人友好往来(yǒuhǎowǎnglái)的见证。据资料显示，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段木梁吊桥，有警即吊起，以御敌寇。并筑有桥头堡，置戟门，昼开夜闭。南端桥堡上勒有(shànglēiyǒu)“雄镇天南”四个大字。 顺济桥建成后历代多有修缮(xiūshàn)，泉州名人顾珀、何乔远、黄昌遇、怀荫布、萧汉杰等，皆曾为之作《记》。嘉靖十四年（1535），在泉州知府王士俊修缮顺济桥后，顾珀为之撰《顺济桥碑记》称：“镇南门外(ménwài)有浯江(jiāng)。江，百溪汇也。江之横二里许，亘江之横虹跨于其上(shàng)而石之，是为顺济桥。宋嘉定(jiādìng)四年（1211），实始之……”清楚记述了顺济桥的始建(shǐjiàn)时间。 明万历四十年（1612）夏，晋江县令(lìng)陈宜苏捐俸倡修顺济桥，安溪名士詹仰宪主修，越年春竣工。何乔远作《重修(chóngxiū)浯渡桥(dùqiáo)记》记述此事。碑文称颂陈宜苏在修桥中“为(wèi)之详计”之功，另赞詹仰宪“居则布德惠人，动则舍力为公”。 清乾隆十五年(shíwǔnián)（1750），顺济桥因水涨(yīnshuǐzhǎng)而桥断两道，第二年(dìèrnián)由泉州知府黄昌遇主持修缮。乾隆十七年（1752），溪流湍激，该桥复圮，双孔通桥栅亭尽坍(tān)，黄昌遇于乾隆十八年（1753）七月复修，第二年十二月(shíèryuè)竣工。此后，黄昌遇亲撰《重修顺济桥记》并勒于碑。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顺济桥复圮，泉州知府怀荫布与(yǔ)晋江知县干从濂，委托贡监生李保、柯廷锡大修；乾隆二十四年（1759）八月告竣。怀荫布自撰《记》并勒石，碑文称：“夫出险履夷，爱民之心也；兴废举坠，长民之责也。当日邹公俶造即有望于后人之缮修。今也费以累千，迟以岁月(suìyuè)，上下交励(jiāolì)，绩用底成。继自今官斯土者先事(xiānshì)图维，因时葺治。俾往来如织(rúzhī)之赤子，永免病涉之虞焉，是尤予(yóuyǔ)所望于后人者也。”将修缮桥梁的意义，说得明明白白(míngmíngbáibái)。 遗憾的是(shì)，以上四方重修碑皆已佚失，碑文(bēiwén)散见于清乾隆《泉州府志(fǔzhì)》、清道光《晋江县志》等志书内。而今，顺济古桥也仅剩部分桥面和桥墩，在它的身畔早已屹立起顺济新桥。或许，人生如桥，碑如人生，有得必然也会有失。只是岁月沧海横流，总能(zǒngnéng)留下某些痕迹。 刺桐港黄金岁月(huángjīnsuìyuè)的标志 历代(lìdài)以来，铺路修桥(xiūqiáo)被普遍视为行善积德、功德无量的公益“众筹”事业。南宋僧人道询一生造桥200余座，其中(qízhōng)数座还(hái)是古之名桥。景炎元年(1276)，他还被赐号“灵应大师”，其人生履历堪称传奇。 “宝塔亭路”碑与“普济桥渡”碑是(shì)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 普济桥渡，又称浔(xún)尾桥、无尾桥，位于泉州后渚(zhǔ)港(hòuzhǔgǎng)北侧（今丰泽区城东街道浔美社区一带）入海处的(de)(de)海上。普济桥渡的建造，是(shì)道询急民众之所急、解民众之所困精神的又一次体现。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称泉州“水路据七(qī)闽之会，梯航通九泽之重”。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刺桐(cìtóng)港“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海外贸易的激增，是泉州刺桐港迎来(yínglái)“黄金岁月”的标志，这也推动了与港口配套的设施的建设。据文献载，南宋宝庆元年（1225）前后，后渚港番船云集，桥渡吞吐量有限，装卸货码头严重不足，造成(zàochéng)海上贸易的诸多不便。宝庆二年（1226）春(chūn)，道询主持募捐建造普济桥渡，绍定三年（1230）夏竣工并投入使用，缓解了后渚港码头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 所谓“桥渡(qiáodù)”，即伸(jíshēn)入海中(zhōng)(zhōng)的(de)码头。相传普济桥(pǔjìqiáo)渡长约七八百米，石桥东侧古有一座航标塔。此桥专供海船装卸、交易货物使用。在现今(xiànjīn)浔美社区的青莲寺中，仍存两块石碑。一块正面碑额镌“普济桥渡”；另一块碑额镌刻“宝塔亭路”。碑刻内容记录僧人道询主持建造普济桥渡和宝塔亭路时的捐款人及捐款额。“宝塔亭路”碑的碑文记载称：“宝庆丙戌（1226）季春始约，绍定庚寅（1230）孟夏圆成。主缘道询谨题。”这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 在修建普济桥(qiáo)渡之后，道询又相继(xiāngjì)建成了弥寿桥、清风桥、登瀛桥等桥。累累功绩，言之难尽。 “开闽(kāimǐn)文宗”吟啸之地 吟啸桥，俗称“隐龟桥”，位于晋江市梅岭街道双沟社区内，其址在潘湖南畔。该桥始建(shǐjiàn)于唐，最初为木桥，据明万历《泉州(quánzhōu)府志》载，建造者为日映(rìyìng)禅师(chánshī)（清乾隆《泉州府志》记为日辉禅师）。后来刺史王延彬、余廷英相继(xiāngjì)修葺。宋咸平年间（998—1003），“邑人王养及僧行珍始为石桥”。 吟啸桥保存较好，仍可(kě)通行。 “吟啸(yínxiào)”之名据说(jùshuō)与“开闽文宗”欧阳詹有关。《福建通志·卷8》载曰：“桥以(qiáoyǐ)欧阳詹尝游憩啸咏于(yú)此，故名。”相传欧阳詹少时读书龙头岭（位于吟啸桥西北的紫帽山侧），往来潘湖村，必经此桥，常在桥上吟啸。 宋时，吟啸桥是南北(nánběi)陆上交通要道。往北经御赐(yùcì)桥、新桥入泉州城，再出城北洛阳桥(luòyángqiáo)，便可通达福州；往南经古陵，过康店驿，可达漳、厦。 明人庄一俊曾作《咏吟啸桥》诗云(shīyún)：“欧子(ōuzi)考盘处，潘湖(pānhú)是故村。偶寻山水迹，乘兴到桥门。逝者空怀古，鸥来欲断魂。平田野望阔，吾此驻黄昏。” 如今，在吟啸桥(yínxiàoqiáo)北立(běilì)有一方《重修(xiū)吟啸桥记》碑。该碑由清代(qīngdài)文林郎庄文进撰文(zhuànwén)，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立。碑文(bēiwén)记述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八年（1767—1773）重修吟啸桥的经历，并(bìng)录有捐资人名百余。通过该碑可知，当时重修是由晋江司训李保首倡，他“料工召匠，指画成规，并捐金为倡”。倡修者还包括生员李瑚琏，同时有赴(fù)台湾(táiwān)垦荒致富的中宪大夫、乡绅吴洛捐资助修，该碑也成为晋江与台湾渊源研究的实证。此外，碑文首段即对“吟啸”之名来历加以阐述：“昔欧阳行周（欧阳詹）先生(xiānshēng)居潘湖，常乘小舟往来吟啸于烟浦之下，后人因以名其村与桥。桥以‘吟啸’名，志前贤旧迹也。” 传奇名将兑现(duìxiàn)儿时心愿 濠(háo)溪桥，又名龙津桥、河市(héshì)桥，位于洛江区(luòjiāngqū)河市镇河市村、霞溪村之间，由僧人宗爽始建于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原系木梁桥，后遭火毁；南宋(nánsòng)绍兴年间（1131—1162）重建，名“濠溪桥”；嘉定六年（1213）杨炳又重建，改名龙津桥；明隆庆三年（1569），抗倭名将、都督俞大猷捐俸重修濠溪桥，将其(qí)建为石梁桥。古桥原为6墩7孔，其中有5个(gè)船形墩，每孔架上石板梁5根，每根石板梁重约4.8吨。1959年，濠溪桥进行加固(jiāgù)改造(gǎizào)，使桥面整体抬高约1.68米。后来又进行第二次拓宽(tuòkuān)改造，在上游桥墩的轴线上架起7根辅助柱。 俞大猷(yúdàyóu)(yúdàyóu)出生于河市，重修濠(háo)(háo)溪桥是他情系桑梓的一种表现。濠溪桥头的观音庙旁迄今仍存有(cúnyǒu)明、清重修碑(bēi)三通。其中一方是俞大猷亲撰的《重建濠溪桥碑》，该碑碑文记载了他重修濠溪桥的因缘故事(shì)：大猷9岁时，有一天随父亲俞广赞到叔祖父家探亲。路过濠溪桥头，看到始建于宋的濠溪桥只剩下(shèngxià)孤零零的桥墩，溪上无(wú)梁木可行，行人只好蹚水涉险过河。一问，方知是几天前樵夫不小心将桥板烧毁了。大猷见此情形便立誓说等自己长大后(hòu)，必要重建此桥(cǐqiáo)，以利行走。人小志向大，俞大猷这番话(zhèfānhuà)获得父亲的鼓励，而他也悄然谨记于心。隆庆年间，因抗倭扬名的俞大猷官封右都督，捐俸建造了濠溪石桥，既是安慰父亲在天之灵，也是了却儿时心愿，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该碑书体端庄凝重，结构严谨，是研究俞大猷及闽南桥梁历史的重要物证。 俞大猷为帅时，在福建与广东等地与戚继光联手抗倭(kàngwō)，曾大败(dàbài)倭寇于兴化城(chéng)，又与倭寇战于广东的饶平、惠州、潮州一带，使倭寇一听“俞家军”至，闻风丧胆。时人将他与戚继光并(bìng)称为“俞龙戚虎”，是流芳百世的抗倭英雄。他与濠溪桥的故事，为名将传奇再添注脚。